無數賽格朋克電影已經以影像化的方式預示了這種人類與機器共生的多樣未來,這也是科技主義和哲學學者一直在探討的議題。

在這里,主要討論以下兩個方面:

對科技的擔憂與恐懼的本質是什么?

在這一點上,我們希望的未來是怎樣的?

首先,這種擔憂與恐懼的本質是什么?

在討論這個問題之前,需要補充一個后人類的概念。1985 年,美國科技與社會研究學者(同時也是女性主義學者)Donna Haraway 提出賽博格宣言,開放了對于傳統自由人文主義主體(即大寫的人)的挑戰。與賽博格宣言類似,后人類思考的是一種界限模糊感,不在于人與機器之間是否真的能夠接合,而是在人與非人界限的崩潰與模糊中,持續探索另一種生存的可能。

那么,這樣的后人類到底會是什么樣呢?社會學家們從雙重去中心化的角度嘗試去勾勒出這個賽博朋克時代下人類的形象,簡單來說,雙重去中心化一是去除人類中心主義,二是跳出以身體與意識為中心的個體化主體觀。簡單來說,就比如你在寫作業,完成作業的不僅只有你,還有筆和本,這是你們共同協作的成果,你們共同構成了后人類的主體。

從這個角度來說,在賽博朋克的語境里所謂的自我的主體更多是指向人與技術的流變關系。

孫凝翔老師在去年談到基因編輯嬰兒事件的時候,寫了一段話,他說,每個現代人都經歷著《城堡》中 K 的命運,不喜歡現存的世界,可是只能這樣做。于是每當我們談起后人類時,我們所說的絕非未來,而恰恰是過去,是一種懷念,是一個悲劇,是一個無法返回的溫柔世界,是一片可以踩踏的青綠草地,是那些愛與被愛的可能。

歸根結底,我們恐懼的并不是技術本身,而是害怕因技術而失去一方沃土、失去一個替代性的世界的可能。

既然后人類是在懷念過去,那我們想要一個怎樣的未來?

也許科幻小說的作者能夠從中給出我們一個答案,他們總是能夠精準的押中未來。

在當今信息監控、大數據、社交泛濫、主體性和異種溝通的表象之下,人類焦慮的時代情緒被無比真實的投射,這樣的狀態被記錄在著名賽格朋克派電影《銀翼殺手:2049》中,為 《銀翼殺手》設計 2019 年未來景觀的知名工業設計師 Syd Mead 在 2019 年的最后一天過世,連同 11 月過世的美術設計 Lawrence Paull 、以及 7 月過世的男演員 Rutger Hauer,都先后退出了 2019 年。

這一切似乎是急著想提醒我們:2019 已經成為歷史,而我們所在的現實世界終于超越了《銀翼殺手》的科幻時間線。

《銀翼殺手》當年在香港(和臺灣)上映時用的片名叫做《2020》,2020 年的我們到底跳出這條 Cyberpunk 時間線了沒,恐怕還不能太早下定論。

或者套句《神經喚術士》作者 William Gibson 的話:“未來早已來,只是沒有均質地發生而已。”

而在真實世界中,科技狂人如 Elon Musk 或是 Mark Zuckerberg,幾乎就像是被 Gibson 的筆完全操控的劇中人一樣,前仆后繼地投入資金試圖實現那些 Gibson 小說出現過的幻想科技,如虛擬現實、人機結合、外太空移民等。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現象?

我們總是希望以一己之力推動科技發展,從而以科技為名更好的輔佐人類的生活。但卻非常容易被滋生的后果所困住束縛。

社交媒體的發展就是一個典型的范例。

在城市的街頭環境下,交友軟件 Tinder 和 Airdrop 的傳輸功能被全球下的 activists解構再發明;而Facebook、Twitter、Instagram、Snapchat、抖音這類虛擬的街頭,則為用戶構建了一個巨大的數據沃野。越來越多的人像年少時沉迷電玩一般沉迷于社交媒體,甚至生成了一個類似的信念覺得那些螢幕背后藏著一個真實的世界,一個你看不到、但真的摸得到的世界。在這個數據沃野中,是數十億使用者所想像的共同意識、所體驗的日常(但虛擬的)生活,又何嘗不失為另一種意義上的賽博朋克呢?

因此,就引出了這篇文章的第二個問題:我們究竟想要一個怎樣的未來?

本質上,這個問題是對我們自己的審視與叩問,這也是后人類一直在探討的議題。在我看來,后人類提倡的這種將人的身份下放的方式,不失為在當今的智能時代尊重人性的姿態。因為收起了高高在上、非要駕馭萬物的棱角,我們才能夠真正的平等視角將目光下放:看到那些歷史地層中的雨露塵埃,那些世間萬物的參差多態,那些平凡人的喜怒哀樂,那些邊緣人的日常生活。

投射到社交媒體上,那就是,作為用戶的我希望能爭取到一些空間,哪怕只有一點點,在這個空間里,我不會被動的沉迷在被解構的媒介真實中,我希望能夠真正憑借著我人格的自主,而看到盡可能多的真相與平凡,能夠讓我任意的釋放自我,讓我的信息篩選不會被智能算法左右,我的賬戶不會被大數據劃作三六九等。

讓我成為我,也讓我看到真實的你。

當一切浮華褪去后,總是樸素最自由。

來寸角,讓我們以最真實的姿態,好好聊聊未來。